试论巴人乐器_錞于

阅读: 3705次  日期:2009-7-1    

       摘 要:
       錞于属于钟类乐器,常与鼓配合使用,是我国古代军旅中的号令器物。从出土的情况来看,遍及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东安徽云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 11个省、区。文章运用大量的考古资料、文献,从音乐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它的形制、传播以及在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的使用情况、演奏方法等。
       关键词:
       錞于;形制;传播;军乐器;音乐
       中图分类号:J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5)04-0003-09
 
       錞于,属于青铜钟类打击乐器,即“六鼓四金①”之器。所谓“四金”即“錞、镯、铙、铎②”是也。其乐器在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娱乐等诸方面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礼崩乐坏以后錞于这种乐器在吴国和晋国的战争中最早得以使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它又传入巴人地区,也被广泛使用于战争之中。古代巴人是一个生活在我国西南部神秘的少数民族,说它神秘是在于它有始无终的消失。然而作为古代巴人所使用的典型器物———錞于,也曾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疑问与悬念……
      关于錞于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以金錞和鼓。”郑玄注曰:“錞于也”。其后在《南齐书·始兴简王鉴傅》、《周书·斛斯徵传》、《宋书·乐志》等史书中均可看到有关它的记载。北宋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錞于已越来越多的引起金石学家、收藏家们的关注。《湖北通志·金石志》、《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宋]洪迈的《容斋续笔》、[宋]陈旸《乐书》、[明]人王圻的《三才图绘》,[清]人的《西清古鉴》、《两罍轩彝器图录》以及近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海外吉金图录》、闻宥的《古铜鼓图录》等书中,均有文字记载和实物图片。
       然而史书与金石图录中关于錞于的研究则是零星的。近些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很多地区陆续发现了錞于,不但有准确的出土地点,而且还有其它器物一块出土,这就使得錞于更具相当高的史料性与文物价值,也给我们研究、分析錞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化信息和依据。
      从大量出土的錞于来分析,其乐器大多出土于长江流域,少量出土于黄河流域;遍及四川、湖北湖南安徽山东陕西贵州云南广西江西、广东等 11个省、区(如图一)。③而出土区域又集中在长江中、上游的④湖南、湖北、四川、贵州 4省交界处的广大地区。 湖南出土錞于最多,而且又集中在湘西五溪地区的土家族、
苗族地区一带。近年来考古学界绘制了錞于出土位置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湖南五溪(武陵)土家族村寨出土最多。据湖南省博物馆熊传新先生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统计,全国见于报道的錞于有 71件,而出土于五溪土家族地区的錞于就有 60件,占出土錞于总数的 80%以上⑤。
(图一 我国錞于出土分布图)
 
       众多錞于集中出土在湘、鄂、川、黔的交界处,并非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据考证这些地区出土之錞于多为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器物,而出土区域正好是古代巴人及其后裔的活动区域。[晋]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古代巴国,在最鼎盛时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⑥”。战国晚期由于巴、楚长期交战,很大一部分巴人归入楚国。特别是公元前 316年,楚占领了巴的“枳”之后,大批的巴人迁入黔中⑦、湘西和鄂西一带。[唐]梁载言《十道志》中云:“楚子灭巴,巴氏兄弟五人流入黔中 ,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8)” 这些流入五溪一带的巴人,汉时被称之为“五溪蛮”或“武陵蛮,”他们与当地的巴人一起形成了现在的土家族。
      因此在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多带有明显的巴族特征,錞于也是如此。南北朝时期,錞于在黄河流域基本不用。魏孝武西迁,也正是雅乐废除的年代,恰这时出土錞于这一乐器,竟无人识得是何物。“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识之。⑨”“嘉庆甲子施南人又于土中掘得大小錞于二,大者重五十余斤,小者重二十余斤。按其形制悉与《图》说相和。固未可以古尺今秤三而当一之。说绳之,但施南、长阳临近屡获此錞,殊不可解,故存疑以俟博雅。⑩”
      关于这一点[唐]李延寿在他着的《北史·斛斯椿传》中曰:“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徵博采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信之,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众叹服。徵仍取以合乐焉。”由此可见,斛斯椿的儿子斛斯徵所生活的年代,正是“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的年代。由于斛斯徵“博涉群书,尤精三礼,兼解音律”,对出土文物錞于不但能鉴别它是何物,而且还能用它与其它乐器合奏,故使同僚佩服赞赏。由此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施南、长阳一带就已有錞于出土,故实属古代巴人之遗物也。
     自宋代以来,在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都曾有錞于出土,其型制是:整体略呈椭圆筒形,肩围扩大,腰围收小,平顶有钮。钮多作虎形,但也有马形或蛇形的。如在湖南出土的 36件錞于中,虎钮錞于多达 32件。 虎钮置于顶盘之中,四肢贮立,头部肥大,并呈仰头,呲牙咧嘴,尾弯曲上卷,虎身有文饰。虎钮有单双之分: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为单虎钮居多。而双虎钮大多出现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这双虎钮錞于在古代錞于中较为罕见。就目前的出土与收集情况来看:湖南、湖北各一件。其形制多为双虎并列(分雌雄),中有铜梁相连,铜梁中套有一不固定的铜环,用于悬挂 (如图二)。但从其造型和虎的形态来看,其风格与单虎钮錞!"于是一致的 。錞身光素无饰,纹饰施于錞面盘内。纹饰多为鱼纹、船纹、网状纹、云雷纹、梭子形纹、椎髻人头纹、蛇纹、花瓣纹等纹饰,折射出古代清江巴人水居、乘船、射猎、打鱼的劳动生活的场景。关于錞于各部的名称均按中国音乐研究所李纯一先生分析定位而命名,选用贵州松桃长兴区木树乡出土的錞于为标本(如图三)。
(图二 湖南省博物馆采集之双虎钮錞于) (图三 錞于各部分名称示图)
 
     古代巴人是以虎为图腾或族徽的氏族,然而錞于具有虎钮则是典型的巴人遗物。古代巴人分为板楯巴人和廪君巴人两个系统。板楯巴人号称“白虎复夷”,以射杀白虎为高尚。《华阳国志·巴志》曰:“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伤人者论;死人雇死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寳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之子者’也。”廪君巴人又称之为白虎巴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云:“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唐人樊绰《蛮书》卷十云:“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可见不管是作为白虎复夷的板楯巴人,还是作为白虎之后的廪巴人,他们都是以白虎为图腾的。
     錞于在我国古代军队中是作为指挥其进退的号令信息军器。古代巴人“天性劲勇”、“刚勇好歌舞”。 因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巴师勇锐”、“巴有将,蜀有相”的说法。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二号墓出土錞于和钲,在其钲上有并列二篆文的“王”字,由此可以得知是一巴王墓。 虎钮錞于是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巴人所特有的一种军乐器。据考古和文献资料的记载,这种乐器最早并非出现于湘、鄂、川、黔地区。早在《国语·晋语》、《国语·吴语》的文献资料中就已有记载。关于这时期出土文物錞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一号墓中出土的 2件莒国錞于 ;安徽宿县芦古城子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出土的一件许国錞于,为其佐证。
      由于上述錞于的出土,目前在錞于的起源和传播问题上主要持有 2种观点:一是徐中舒、唐弘嘉先生根据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早期錞于,在其《錞于和铜鼓》一文中指出“山东半岛一些地区似为錞于的重要原生地,其主人可能即为东夷。”进而指出錞于的传播路线应当是自东向西,由北而南即“从北中国的黄河流域逐渐推衍,錞于传播到南中国的长江流域”的传播路线。二是熊传新先生根据安徽寿县蔡侯墓中的蔡国錞于和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出土的许国錞于提出:古代越人才可能是我国最早铸造和使用錞于的民族 的观点。饶宗颐教授在香港大公报上也说,錞于是“吴越地区首先制作”的,而 1960年广东连平县忠信公社出土之錞于 ,给其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综上所述,錞于的传播经历了一条从东向西,自南而北的传承途径。战国时期,诸侯称霸,战火连绵,然而战争却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战国时期錞于在中原被广泛使用,成其为宫廷、军队的一种乐器 。
      目前在錞于的起源和传播问题上虽然有所分歧,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錞于经中原传播到了西南地区,如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巴人就已经开始铸造并使用这种乐器了。但在其形制和纹饰上显示出与中原錞于有着不同的风格,而与四川出土的巴器上的纹饰图案、风格造型则相同。
 
      錞于是一种古乐器。[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曰:錞,矛戟秘下铜,鐏也”。錞即鐏,指的是矛戟的把柄下端铜制的平底套,并不作乐器讲。而《诗经·秦风·小戎》曰:“叴矛鋈錞”、《淮南子·兵略训》曰:“錞钺牢重,固植而难恐”、《淮南子·说林训》曰:“錞之与刃,孰先”,也都作同样的解释。
    “錞”在《古代汉语词典》还有一种解释:“器盖相合如球状,俗称‘西瓜鼎’。《陈侯因咨錞》,铭:‘荐吉金,用乍孝武 公祭器錞’”。当①“錞”作“矛戟秘下铜,鐏也”,②“器盖相合如球状,俗称‘西瓜鼎’”这两种解释时,其读音为“dui”。徐中舒先生认为:錞于应是錞(dui)与盂的复合名称。(敦即錞)铜器以上下皆圜之器为錞(dui),陈侯午敦、陈侯因咨敦皆作錞。盂为盛水大口圜形器。因是复合名词,省称“錞”。而作为器物名复合一词的“錞于”,它也不都作乐器讲。如《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錞于西海,”此作依附、靠近讲;《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三十里,曰婴梁之山,上多苍玉,錞于玄石”,此作依附、附生讲。另外錞于还用作国名、地名、姓名。当它作此解释的时候,“錞”作淳”,“錞于”即“淳于”。也有把錞于作为国名的,如《左传·恒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废其国威,遂不复。”此“淳于”为春秋时洲国的都城,城阳淳于县也,故城在今山东安丘县。洲人因擅长制造和使用錞于,故而出现以“淳于”为国名、地名和姓名;战国时齐人淳于髡,就是以“淳于”地名作为姓名的。錞于作为乐器解释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金錞”指的就是青铜乐器錞于。而这种用青铜制作的乐器錞于,是属于地官司徒中鼓人所掌教的“六鼓四金” 之器。《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金”,是古代乐器八音之一。“乐器凡八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丝、曰木、曰匏、曰竹”,“錞、镯、铙、铎,古谓之四金”是也。在錞于形制的发展问题上,徐中舒先生指出:錞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陶制錞于向铜制錞于,再向铜鼓演化的过程 。关于錞于作为铜鼓的起源,[清]朱彝尊在他的《南海神庙二鼓图跋》一书中就有类似的记载:“窃思作錞于以和鼓,度其形略似。第鼓穹其腰而錞削其下,鼓蒙两面錞去其底。”但湖南省博物馆熊传新先生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我国古代錞于很可能是由陶瓮演变发展而来的观点。熊传新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在錞于和陶瓮形状和发声原理相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錞于的形状与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出现的陶瓮很相似,即很像覆瓮之形,如用手振拍陶瓮,也能产生轰鸣的音响。在古时錞于的演奏用途及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杠杆击打,一种是用手拍打。杠杆击打,战争时用作号令;用手拍打则是为歌舞伴奏。用手拍打,“其声极清”或“清响良久乃绝。”杠杆击打,这是錞于用于军事中的演奏方法,同时也是其最为常见的一种演奏方法。錞于主要用于军事方面,是古代战争中指挥兵士进退的金属乐器,即“鸣金收兵,击鼓前进”。而錞于顶上的虎钮,则是军权、军威的象征,用绳悬之,用槌敲击而发声,其声如雷。王子初先生在其《残钟录》一书中,将錞于归为体鸣乐器分类中。所谓体鸣乐器是指“直接敲击乐器或其某些特定部位使其本体发声的。”錞于为非定音乐器,主要用于敲击节奏。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遗策中有“击屯(錞)于、铙、铎各一人”。这种“击”显然是指用杠杆敲击物体而发声。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滇族墓出土的一件铜贮贝器上,也表现出了这种演奏方法:铜贮器上铸有一个杀人祭铜柱的场面,其中有两根竖立的木桩,木桩上横搭着一根木杠,木杠上悬空横挂着一个铜鼓和垂掉着一个铜錞于。旁边有一人,手执鼓槌同时敲打铜鼓和錞于。 其所敲击的部位是在錞于的肩部(如图四)。《国语·晋语》:“战以錞于、丁宁”,《国语·吴语》:“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另外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中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和狩猎纹铜奁上也出现有关于敲打錞于之图案。《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成功运用钟鼓、丁宁(钲)、錞于、铎等军事乐器而取得黄池之战的巨大胜利。    在[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一中也同样记载了这一事例:“吴王所战本欲虚声击敌,故初则拥铎挟金 ,恐其有声,及后骤发巨声震动天地,晋师大骇。”由此不难看出錞于这一军旅乐器在军事上的效益。
(图四 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贮贝器上演奏铜鼓、錞于的图案)
 
        当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时候,錞于就成了一种娱乐乐器。[唐]朝杜佑的《通典·乐典》、[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始兴简王监传》载曰:“广汉什民段祖以錞于献监,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南朝广汉(今四川什邡)段祖以錞于献王监,就是将用绳系錞于顶部马钮上悬起用手拍打的演奏方法。由此还可知,段祖所使用錞于是马钮的,而不是虎钮的,由此可以说明段祖是有一定身分和地位的。“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信之,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众乃叹服。徵仍取以合乐焉。”南北朝时期的太常卿斛斯徵迁,对当时所出土这种乐器不仅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还引用《周礼注》对錞于的发声对此作出了形象的说明,并引得当时众人无不喝彩、佩服。关于手拍錞于与乐队合奏情况,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墓群十三号墓出土的 8人乐舞铜饰牌的图中就有。此 8人乐舞图,以两层建筑物为背景,上层 4人跪坐,作扬手舞蹈动作,下层 4人,2人吹笙,1人持抱錞于,1人动作不明(如图五)。该图乐人所持抱的錞于为无钮錞于,左手持抱錞于的腰部,右手徒手在錞面上击拍。再则用在歌舞乐队的錞于是无钮的,由于歌舞伎人地位俾微,他们使用的錞于可能是没有钮的。而上述资料所载广汉什民段祖,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因而他所使用的錞于有钮(即马钮)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二号巴王墓中出土的錞于不仅有钮,且为虎钮 ,其原因他是“巴王”,而使用虎钮;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秦国錞于 甚至为龙钮。该錞于形体高大,造型奇特,图案景致美观。“重约 19公斤,通平盘顶,圆肩,圈足,束腰。龙弯尾上卷,龙口大张,曲颈反转,下腹背相连。龙首与龙尾曲卷对称。躯阳雕双翼,阴刻鳞文。四爪两两,被铸于平盘顶中心。飞龙形象生动活泼大方。龙腹部有悬挂时摩擦的痕迹。从痕迹看,使用时间较长”。由于此錞于出土在陕西咸阳秦建筑遗址上,可以说明此乃为秦宫廷乐舞常用之乐器。由此来看,众多出土的錞于中有:无钮、马钮(如图六)、蛇钮 、虎钮、龙钮(如图七),完全可说明,在錞于的使用方面是有一定等级差别的。
(图五 云南晋宁石寨山墓群十三号墓出土的八人乐舞铜饰牌
(图六 湖南吉首大学民族文
(图七 战国、秦代龙钮錞于)
      錞于是一种军队作战和田猎时所用的军乐器。《周礼正义卷二十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四金”在战争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金镯在进军时鸣以节鼓;金铙在退军时鸣以止鼓;金铎宣布政令和指挥作战,在军击鼓,先振铎,而后诸鼓齐鸣;錞于属于钟类,常和鼓配合用,为“四金”之“以金錞和鼓”。《周礼正义》疏:“‘以錞和鼓’者,以下辨四金之用,皆与鼓相将,军事所也。金錞亦以和乐。”可见錞于的军事功用表现为乐之时,用于以鼓相和的乐器。《宋书·志·乐》:“鼓属阳,金属乎阴,阳始而为之倡,故以金錞和鼓。”《左传哀公十一年》:“陈书曰:吾闻鼓而已,不闻金也”。《传·宣公十四年》:“伯射王,汰輈,及鼓跗,着于宁”。《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庾《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玉律调钟,金錞节鼓。”是鼓、錞、丁宁连言,“金”则指的就是錞于、丁宁之属由于“四金”皆与鼓相和,且在战争中各自发挥着不的功用,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建立有专门的“鼓錞”之制为古代战争中敌我双方所必备。《国语·晋语》:“(晋公)乃发令於大庙,召军吏而戒乐正,令三军之锺鼓备”,王念孙曰“钟鼓、錞于、丁宁皆战所必用,不得以鼓属伐,以錞于、丁寕属战,以是明之。”《国语·吴语》中也记载了黄池之会,吴王夫差亲鸣钟鼓、丁宁、錞于的盛况:“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关于古代战争的“鼓錞之制”也许我们可以从河南汲县山镇战国一号墓葬中出土的水陆战纹铜监图案上窥出古代这一制度的概况(如图八):
(图八 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占纹铜鉴图案局部纹样)“该铜监为两监,图案略同,皆分为上、中、下三层根据监中的图案,摘举其不同,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组”。其中“中层的乙组,每组 9人,左人,右 5人,最左一人,持戟执桴立鼓前,当为左方指挥,鼓为楹鼓,上有旌羽,下有丁宁”。而右“第一人双手各执一桴,一近鼓(进),一近丁宁(退)。若视战况以进退士卒者,应是右方的指挥”。这正是《淮南子·兵略训》中所言的:“两军相当,鼓錞相望”之象。而实际上所谓的“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指的就是两军后面的鼓錞之建。铜监生动的描述了“监金石,扬旌旗”的古代战争场面。
       关于古代的战争场面和鼓錞之制在古代的武舞中是有所体现的。《宋史·志·乐》:“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撃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酇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铎,次撃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撃一次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撃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撃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
       从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战纹铜监中还反映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鼓、錞由谁掌管的问题。古代的军乐器是一种在战争中用来发号施令的信号器具,其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军号,由指挥作战的高级军吏所操纵。《汉书·平帝纪》:“遣执金吾陈茂假以钲、鼓”。应劭注:“将帅乃有钲鼓,今茂官轻兵少……所以假钲鼓者,欲重其威也。”按照军旅的习惯,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尉缭子·勒卒令》:“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因此这些军乐器必须置在指挥人的身旁,才便于观察军情
变化以进退军旅。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的钲、鼓等军乐器均出自于兵马俑坑的战车(指挥车)之上,为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所掌握 ;在山彪镇所出之铜监图案中丁宁、錞于,正侧身在鼓跗的上边,指挥人一手执枹近鼓,一手执枹近錞,是便于进退军旅的布置。《国语·吴语》:“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挟经秉枹。”可见“建旌提鼓,挟经秉枹”的是“嬖大夫”,而“载常建鼓,挟经秉枹”的是“十旌一将军”的将军。《周礼·夏官·大司马》:“王执路鼓,诺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公司马执镯,以教坐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可见掌握金、鼓的是担负着国之兴亡的高级将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錞于、钲、鼓等军乐器大多出土于高级贵族的墓中而得到证实。例如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巴王墓中出土的錞于和钲 ,山东济南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錞于、钲、铎等军乐器,考古专家崔大庸博士认为,洛庄汉墓的主人应是曾作过将军,有过血战沙场经历的第一代吕王吕台。出土之鼓和錞于很可能是吕台作战所用之实物;江苏镇江丹徒县王家山春秋中期吴国贵族墓中也出土有錞于、勾鑃等军乐器。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监图案还生动的再现了古代战争中的壮观场面,让我们对錞于在战争中的运用有个大致的了解。而在琉璃阁一号墓中出土的乐舞狩猎纹奁片上却生动的描绘出錞于在当时贵族阶层奢侈腐朽生活中的运用情况。该奁片壁纹分为 3层,第3层为乐舞狩猎纹。狩猎纹在残片中可看出 3段,右边一段是乐舞,中间一段是狩猎,左边一段仍是狩猎,惟左段残缺甚多。“右段乐舞又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最左第一人,头部残缺,身着长裳,手执长葫芦笙吹奏。上二、三人,曳长裳,垂长袖,作预备舞蹈状。中左第一人也吹葫芦笙,第二人双手执双桴,立鼓錞前。鼓为楹鼓,鼓面横出,如鼓字左旁象形。錞为錞于,斜歭鼓跗上,与山彪镇水陆攻战纹监鼓錞象同。鼓右一兽,张口竖尾作欢舞姿势。兽右上横一绳索,系挂两个(就可见者说,应不止两个)若编钟之类的乐器,但又不似钟形,而似囊形,或者就是搏拊”。 “下层左端停一车,衡、輈、軷、四轮、一舆,舆前后有倚,上若两人对坐,殆享乐的主人们在此。车后连立三人,执火、执杯、执肉钩,皆趋就鼎。大鼎两个并立,与人等高,皆附耳蹄形足,有盖,正如此时期通行鼎制,应即熟牲之镬鼎。二鼎间有二豆竖立。鼎右跪一人,殆烧火的。这一段中有鼓有錞,有笙有拊,有歌有舞(人舞外尚有“百兽率舞”意象),有饮食,有车舆,有宾主,大有诗鹿鸣所咏‘吹笙鼓簧’, ‘鼓瑟鼓琴’,‘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以上是錞于在军事和狩猎宴享活动中的运用情况。东汉以后,錞于作为军事乐器已渐少使用,但它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相反的它却活跃在宫廷的武舞和宴享音乐中。乐县之制,天子宫县、诸侯轩县、大夫曲县、士特县。隋开皇年间的宫廷武舞———凯安舞,宫县四面,舞八佾。舞者 64人“左干右戚,执旌居前者二人,执鼗执铎者二人,金錞二,舆者四人,奏者二人,执铙二人,执相在左,执雅在右,皆二人夹导,服平冕,余同文舞。”至大业中,隋炀帝依梁十二案所制的宴飨鼓吹乐中,“案别有錞于、钲、铎、军乐鼓吹等一部。”唐初,宴飨因隋旧制。开元年间,所用武乐———七德舞中“乐用钟、磬、、晋鼓、琴、瑟、筝、竽、笙、箫、笛、、埙、錞于、铙铎、舞拍、舂 牍等,谓之雅乐。”若朝会,加钟磬十二,设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案仍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箫、笳皆二。武则天时皇后庙及郊祭舞八佾。先圣庙及皇太子庙舞六佾。“县间设柷敔各一,柷于左,敔于右。錞于、抚拍、顿相、铙、铎,次列于路鼓南。”宋乾德四年,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其铙、铎、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乐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宋徽宗年间,皇帝御射殿,召宰执、侍从、台谏、寺监、馆阁及武臣刺史以上,阅视新造景钟及礼器。“皇帝即御坐,撞景钟,用正旦朝会三曲,奏宫架之乐,其制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钟正一、鎛钟乐工十有二,特謦乐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铜錞一,增造其二;古铜铙一,增造其六。”淳熙六年,始举明堂禋礼。“按大礼用乐,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篴色二,埙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箫色六,编钟七,编謦八,鎛钟九,特謦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晋鼓十五,建鼓十六,鞞、应鼓十七,雷鼓十八,雷鼗鼓十九,灵鼓二十,灵鼗鼓二十一,露鼓二十二,露鼗鼓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单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钲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单铎三十,双铎三十一,铙铎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国乐之用尤大者,故具载于篇。”以上是关于錞于在宫廷雅乐中的使用情况。
        錞于在宋以后的使用情况,已不见于宫廷的记载中。而在民间的娱乐活动中却广泛的使用。清人罗士琳《晋义熙铜鼓考》:“泗城府徭人,每岁正月首诣府县行献岁礼,击铜鼓、錞于,一歌百和。”可见直到宋代,錞于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打击乐器,在广西瑶族地区还曾广泛使用。而錞于作为祭祀时的乐器,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所铸的图像中,有关于錞于在祭祀场合中的使用情况;在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庚午錞于中也有:“用享以孝,子子孙孙永宝鼓之”的铭文。综上所述,錞于作为我国古代一件在战争中指挥兵士进退的青铜打击鸣器,自周后被广泛使用。其出土地遍及四川、湖北、湖南等 11个省、区,其中以川东、鄂西、湘西黔东南最为集中。公元前 316年,楚子灭巴,大批的巴人迁入黔中、湘西和鄂西一带。因此这一地区出土的錞于带有明显的巴族特征,是古代巴人的典型器物。錞于的传播经历了一条从东向西,自南而北的路线,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经中原传到巴人地区,并成为巴人在指挥作战和田猎时所广泛使用的一种军乐器,
       在古代的政治、军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东汉以后,錞于已逐渐退出军队,转入民间,成为了一种娱乐性的乐器。演奏方法,根据其不同的功用,可以分为 2种:杠杆击打,用于指挥作战,用手拍打,则为歌舞伴奏。大量的资料显示,錞于在歌舞乐队中的使用,是有一定等级差别的。在隋朝、唐朝和宋朝的古籍文献中也记载有大量錞于在宫廷雅乐和宴享音乐中的使用情况。宋朝以后,錞于在宫廷音乐中的使用情况已不多见记载,而在民间和祭祀活动中的使用情况是有的,由于资料的匮乏,给我们研究錞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文物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定会有更新的发现。
 
责任编辑:李 姝
 
注 释:
①《周礼正义》,清,孙诒让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
②《宋书·志·乐》
③此图转引自李衍垣的《錞于述略》,《文物》1984年 8期
④ 它们包括四川东部的涪陵、万县、成都;贵州的松桃、铜仁;湖北
西部清江流域的松滋、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利川、五峰、鹤峰等地;湖南西部的石门、慈利、吉首、龙山、常德、安化、大庸、保靖、花垣、溆浦、泸溪、会同、靖县等地。
⑤《五溪地区先秦文化刍议》,舒向今《,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2期
⑥ 刘琳注《华阳国志·巴志》:“‘鱼复’今四川奉节。‘道’今四川宜宾。‘黔’指原属楚国、后属秦国的黔中郡,辖今湖南西北部及湖北、四川、贵州的临近地区。‘涪’指汉代的涪陵县、后来的涪陵郡。这几句是说古代巴国及秦巴郡的四境。大抵西包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泸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极贵州思南一带。”
⑦“黔中”分为巴黔中、秦黔中和汉黔中。巴黔中是秦黔中郡的前
身。汉黔中郡为五陵郡。《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卷 28载:“武陵郡……县十三:索,孱陵,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
阳,充。”其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南一部分。汉承秦制,只有名称和郡治的变动,辖境是照旧不变的。
⑧ 关于“五溪”,史书上的记载各不一致。《十道志》“酉、辰、巫、武、沅在黔中”;《水经注》卷 37“雄、樠、潕、酉、辰在‘武陵’,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之五溪蛮”;《元和郡县志》卷 30“酉、辰、熊、武、沅、朗,实六溪,尽在今辰洲界”;《太平寰宇记》卷 120“酉、辰、巫、武、沅在黔中彭木县”。以上几中说法,对五溪中的辰、酉看法一致。其中武、潕、无指的是泸溪县境的武水,雄溪即熊溪,樠溪既朗溪。说法虽各不一致,但大体的范围都包括今湖北恩施、湖南湘西、贵州东南部分地区、四川酉阳彭水等地区。
⑨ 引自《四部丛刊》三编子部五百七十五《太平御览·乐部》,錞于条
⑩《湖北通志·金石志一》,卷九十三,郑樵、张仲炘修,杨承禧,1921年木刻本《北史·斛斯椿传》
其他参考书目:
《湘西土家族出土遗物与巴人的关系》,熊传新,《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 4期
《湖南出土的古代錞于综述》,熊传新《,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郭璞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子虚赋》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徐中舒《,文物》, 年 期1974 5
《中国音乐考古学》,王子初,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 8月第一版 273页
安徽省宿县出土两件铜乐器》,胡悦谦,《文物》,1964年 7月
《錞于和铜鼓》,徐中舒、唐弘嘉,《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67
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錞于和铜鼓》,徐中舒、唐弘嘉,《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湖南出土的古代錞于综述》,熊传新,《考古与文物》,1981年 4期,
转引自《失传千年的古乐器錞于》,张维,《乐器》,1985年 4期
《失传千年的古乐器錞于》,张维,《乐器》,1985年 4期
《我国古代錞于概论》,熊传新,《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左传》春秋经传集解,[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7年 12月第 1版
《周礼正义》,清,孙诒让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 12月第一版
《宋书·志·乐》
《宋书·志·乐》
《巴族与錞于铜鼓的关系》,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2年 4月第一版
《我国古代錞于概论》,熊传新,《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
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北史·斛斯椿传》
《通典·乐典》
《残钟录》,王子初,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 7月第一版257页
《我国古代錞于概论》,熊传新,《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铜鼓史话》,蒋廷瑜,文物出版社,1982年 4月 1版 39页
 “金”,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一“所挟之经绝非兵书,为理至明,疑
经乃金之假字,丁宁、錞于之属”
《北史·斛斯椿传》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徐中舒,《文物》,1974年 5期
《咸阳塔尔坡出土秦代铜錞于》,王丕中《考古与文物》,1981年 4期
《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四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3月第一版,131页
《湘西土家族出土遗物与巴人的关系》,熊传新,《西南师范学院学抱》,1980年 4期
《周礼正义》,清,孙诒让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 12月第一版
《国语·晋语》,《国语集解》,徐元诰撰,中华书局,2002年 6月第1版:“正,长也。军吏,主师旅。乐正,主锺鼓”
《山彪镇与琉璃阁》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一号,郭宝钧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 9月第一版 23页
《晋书·志·乐》
《从乐器、音阶、音律和音乐功能看秦音乐文化之构成》,方建军,
《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1月第一版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徐中舒,《文物》,1974年 5期
《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镇江博物馆,《文物》,1987年 12期
《山彪镇与琉璃阁》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一号,郭宝钧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
《山彪镇与琉璃阁》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一号,郭宝钧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
《隋书·乐·志》
《唐会要》卷三十一至四十
《旧唐书·志·乐》
《宋史·志·乐》
《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七月版
 
                                                          2005.4音乐探索

 

来源:中国錞于网  作者:□陈四海 赵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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